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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学习如何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发布日期:2015年04月10日

 

郑振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教授

     自2011年秋奥巴马宣布“重返亚太”以来,原本就很复杂的中美关系又增加了紧张因素。不过,与很多观察家的预料不同,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紧张很少反映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的“硬冲突”,而主要体现在以宏观经济项目为核心的地缘战略竞争。最近3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大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和整合计划并肩赛跑;最近3个月,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投行)及亚太互联互通蓝图让美国唯恐其控制下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受到冲击,威胁到其全球治理和亚太区域治理的基础。这场重量级较量,可谓“重剑无锋”,注重的不是一时一地之得失,而是大战略之博弈。3月,中美围绕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之博弈,牵动欧亚两大洲30多国,就是这场大博弈的一个重要体现。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叙述了新兴强国雅典的崛起,引起原有霸主斯巴达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两国的衰败,这种新老强国的斗争模式后来被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假设,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势必挑战原有的霸权大国,而后者势必回应这种威胁,从而将使战争不可避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T. Allison)教授最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演讲指出,回顾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在16组关于挑战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案例中,其中12组以战争收场,只有4组避开了战争。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美关系符合“修昔底德陷阱”假设的基本条件,那么中美是否已经或者说会不可避免地掉进这种陷阱呢?

    修昔底德陷阱有两大假设条件,一是新崛起大国的挑战,二是原有大国的恐惧。20世纪初,英德关系就“完美地”陷入了这个陷阱,最终两败俱伤。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霸权已经持续了70年,其间经历了美苏冷战、东亚对峙、欧洲一体化、海湾战争、反恐战争等考验,不过真正削弱美国实力的乃是2008年前后由美国次贷危机点燃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此长彼消,中国逐渐由“世界工厂”(制造业基地)走向“世界市场”(消费市场)和“投资策源地”。不仅中国的企业,连欧美各国的企业都发现如果能够赢得中国市场,就能赢得世界。而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大手笔的亮相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投资策源地俨然崛起。

陷阱并非铁律

    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范式,大家来分析两个假设条件是否成立:其一,中国在挑战美国吗?其二,美国受到威胁了吗?

    从亚投行案例来看,中国似乎在挑战美国。众所周知,美国和G7集团进行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等金融机构,凭借这些机构,美国及其盟友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政经利益可以予取予夺。而亚投行的诞生,旨在满足亚洲极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如此一来,亚投行对作为美国治理亚太重要抓手的亚行的冲击将不可避免。

    于是全世界都看到美国陷入惊慌失措、进退失据之中。美国不仅质疑、贬低尚在筹建中的亚投行的治理标准,还强迫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不得参加亚投行,甚至当发现自己的“亲密战友”英国自主决定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会员国时,加以公开阻挡。至少从亚投行这一案例来看,中美关系基本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假设条件。

    但是,“修昔底德陷阱”毕竟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即便符合其中的假设条件,也不意味着理论就会自我实现。也就是说,即便通过亚投行这个案例“一叶知秋”,发现当前的中美关系基本具备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条件,也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已经掉进这个可怕的“陷阱”里了。

    格拉汉姆·阿里森在清华的演讲就指出,虽然有4组挑战国-霸权国关系最终回避了战争,但“这是以双方巨大而艰难的调整为代价的,包括态度和行动两方面,而且这样的调整对于霸权国而言更加艰难”。他还认为中美是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并非铁律,更不必迷信,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大家应该立足于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结构特点来客观分析。

    今天的中美关系本质上不同于一战前夕的德英关系。其一,中美竞争的基本格局是社会进化式的战略竞争,而非以直接利益冲突为主。笔者认同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论说明,社会进化体现为社会要素基于变异-选择-遗传这一三联机制的长期性、系统性演进,社会进化式的中美战略竞争是指两国的竞争态势是长期性的、系统性的制度变迁的竞赛,是一场比基础、比耐力的并肩长跑,而非有限时间内决定输赢的对抗赛。在当代中美关系中,基于挑战-回应模式的利益冲突与政策摩擦不是没有,但并非主流。

    其二,中美具有强大的合作基础。中美两国是推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不可分离的双引擎,经济互赖已成两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

    其三,中美都是核大国,具有恐怖的核威慑能力,一旦开战足以导致“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可怕图景。MAD可以控制20世纪的美苏争霸走向没有军事冲突的“冷战”,也足以约束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致于误入战争邪路。

中国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内向性

    中美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结构特点与时代特色,但是上述3个方面基本上能够将今天的中美关系与人类历史上掉入“陷阱”的那些大国关系区隔开来。如学者指出的,中美关系确实存在着大量深层的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并且呈增长之势。但是,从“互疑”到现实对抗,还有很大的空间足以进行调解与缓和。因此,对两国来说,如何化解战略互疑,在经济互赖与共同发展中不断培植共同利益,进而不断积累战略互信,无疑是一个长期的关键任务。也正是这个原因,指望中美关系能轻易跨过“修昔底德陷阱”的人,属于过度乐观。

    对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央领导层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习大大主席多次向奥巴马提议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中六个要点乃是:增进战略互信、相互敬重主权领土与国情、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建设性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在亚太开展包容协作以及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

    当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区域经济与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以及分裂主义的挑战等严峻问题仍将是未来1020年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使得中国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内向性,重点处理好国内改革、发展与治理事务,不可能把主要的资源和精力用于向外扩张甚至不惜代价挑战美国的直接利益。

    中美都需要完善各自的国家治理体系,避免国内治理问题演变成推行对外强硬政策的借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党政精英需要客观地看待各种内部矛盾,沉着地分析各项外交成绩,不要轻易受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思潮的影响,推行强硬排外或扩张政策。对美国来说,在国际事务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干预主义,在国内事务上的金融动荡、财政赤字、政治极化等都有可能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方向与节奏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美国决策者尤其要认识和理解19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曲折历史和独特轨迹,提供善意建言,而非恶意煽动。201411月,习大大主席在中南海瀛台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有助于奥巴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实与发展方向。

美国要避免对中国形势的误判

    对美国政商学界精英来说,应当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地认识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避免对中国形势的误判。

    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者有一种流行的偏见,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固定汇率制度进行汇率操纵,从而获得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是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种偏见及引发的舆论压力使得美国不断对华施压。但是2011年,中国学者宋铮博士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论文《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角度说明了中国为何会出现巨额外汇储备,论证了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操纵汇率来实现顺差,这项研究得到了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一扫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偏见。

    在政治领域,一些美国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时习惯采用精英主义的研究取向,放大精英内部矛盾,而忽视了中国社会强大的创新动力和共产党组织的吸纳和改革能力。最近,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掀起美国学界和政界新一轮的“中国崩溃论”热潮,容易引发美国决策精英对中国局势的误判。

    沈大伟之所以做出悲观的判断,根源在于他将中共党内治理体制的改革进程割裂开来。但只要大家深入地方基层调研就会发现,十八大以前启动的很多党内民主改革举措并没有取消,而是采取更加规范、更切合实际的方式在运作,改革的步骤并没有停止,而是更加稳健。而且,决策科学化与公共政策创新是近年来中国公共治理的亮点,中国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即便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相比也毫不逊色。何况,他所列举的问题并不新鲜,以前不少唱衰中国的人士都提到过,可是中国的改革发展与治理进程一直在向前迈进。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具有复杂的、多面向的竞争-合作结构,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社会进化式的长期战略竞争。因此,不能通过中美之间的短期利益冲突,例如亚投行案例所折射出来的两国博弈张力,来判断两国的全面战略冲突的到来—掉进了“修昔底德陷阱”。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以及约束条件有助于两国决策者理性全面地评估对方,审慎落子,并对两国关系的长期和平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

    按照美国资深中国研究专家李侃如的看法,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根本态度是,一个更加富裕的、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是受欢迎的,其前提条件是中国要寻求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相对更具建设性的角色。如果美国具有如此胸怀,一定会受到中国欢迎的,其前提条件是美国要在中国开始扮演“建设性角色”之时—例如筹建亚投行,及时放下傲慢与偏见,争取两国协同努力,共同促进亚太的发展与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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